[45] 在德国法上，区分不同的审查强度也被认为是宪法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自我节制的工具。

有美国学者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推演出了所谓的不确定原则（uncertainty doctrine）。而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第62条第11项以及《立法法》第97条（2000年第82条）第1项授权全国人大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便是实定法上审查法律合宪性的依据。

即是说，国会制作的完整立法记录，并依据立法记录中所载明的信息作出判断，对于证明立法事实的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5] 参见周婧：《取消农业税合乎平等原则吗——兼论对优惠措施的合宪性审查》，《现代法学》2007年第4期，第177页。目的－手段结构中对于立法手段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江桥崇归纳指出的立法目的的性质和重要性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判断，与立法的收益与损失的平衡相关的事实实际上也不免涉及价值判断。[33] Lamprecht v FCC, 958 F. 2d 382, 392 (D.C. Cir. 1992). [34] 参见注28，第190页。但依照《立法法》第100条的规定，如果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以及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相抵触，并提出审查意见或研究意见，则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48]具体而言，表面审查通常适用于经济事务领域中的基本权利限制案件、基本权利限制程度较小的案件、作为审查准据的宪法规范特别具有开放性与不确定性的案件。参见王书成：《合宪性推定论——一种宪法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24]也有德国学者指出，宪法法院的运作可能危害权力分立，权力分立要求保障立法行为的裁量空间，评估社会事实并加以规范是立法机关的任务，是由宪法赋予的政治形成自由，不得因宪法法院的错误审查而破灭。

其次，立法活动通常不受时间限制，立法机关可以充分研究和分析相关社会经济方面的事实状况。[51]至于德国的审查强度理论，也有学者指出，三种审查强度相互之间不能被清楚地分开，而只是在对审查强度的滑动的刻度表做出标记。这两种命题之间的张力之所以能够化解，是因为事实判断的体系可以被诸如比例原则这样的规范性命题所容纳，且宪法规范要求合宪性审查的主体直面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度，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相应的自制技术。立法记录是立法者理性的物理载体，制作完整的立法记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立法者的审慎判断，同时，立法机关制作立法记录也可以使审查主体有针对性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审查立法事实是否成立。

[22]若要得到一个纯粹的立法事实体系，便应当将其中的价值判断因素予以清除。由于抽取出了天然乳脂，这种混合牛奶的售价更为低廉。

[7] 参见[日]安西文雄：《立法事实论》，《法律家》第1037号（1994年），第217页。有美国学者即观察到，合宪性审查的基准不是法院尊重立法机关事实认定的可靠预测标准，这表现在：当适用理性审查基准时，法院并非一贯尊重立法机关的事实认定。这就意味着，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的针对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并不存在时间的限制，但在其最终发挥效应方面，则存在刚性的时限，因而一旦启动了程序，便可能无法确保制定机关能够如同当初制定地方性法规那样，对相关事实状况进行充分评估。对此，最高法院承认该法案的事实基础并不明晰，但却最终选择忽略权威医疗机构的反对意见，转而支持国会的立法。

对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而言，《立法法》第77条要求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规定自身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之时，应当参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而前述条款的要求自然也被包含于其中。在美国法上，对于国会是否有义务制作立法记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度的意见是，国会的立法活动并不需要像司法或行政过程那样出示任何记录，决定是否制作立法记录乃是国会的特权，而非法院的权力。[8] 参见[德]Brun-Otto Bryde：《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事实认定与社会现实》，李玉君译，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62页。如果立法在事实基础方面存在争议，则审查主体应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

由此可见，即便在由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立法之合宪性的模式中，审查主体也应当在认定立法事实方面保持一定的自制，妥当把握自制与审查的界限。[35] See Douglas Laycock, A Syllabus of Errors, 105 Michigan Law Review, (2007), p.1176. [36] See Kate T. Spelman, Revising 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ve Findings of Scientific and Medical ‘Fact: a Modified Due Process Approach, 64 The NewYork Uniersity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2009), p.866. [37] See Saul M. Pilchen, Politics v. The Cloister: Deciding When the Suptreme Court Should Defer to Congressional Factfinding under the Post-Civil War Amendments, 59 Notre Dame Law Review (1984), pp.393-397. [38] 参见注27，第1182-1183页。

[39] 参见注27，第1185页。[1] 参见胡建淼、高春燕：《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在中国——问题与对策》，《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66页。

[57] See Stenberg v. Carhart, 530 U.S. 914, 938 (2000). [58] 半生产堕胎与完整扩张及抽取式堕胎是同一种堕胎手术的不同称谓。[30] 参见注27，第1178页。[64] 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根据《立法法》第20条以及第33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当中包含了在审议结果报告中对重要的不同意见予以说明。三、立法事实认定中的自制技术 （一）自制技术I：审查基准与不确定原则的结合 在比较法层面上，针对立法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基准，例如美国和日本法上的审查基准理论，以及德国法上的审查强度理论，便属于立法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一种自制技术。例如，凌维慈对美国宪法诉讼中的立法事实审查进行了描摹，[11]但仅以美国的学说和实践为出发点，所得出的命题未必具有普遍性。而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实施合宪性审查，虽然目前尚未有可供观察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修改或废止相关法律时全然不曾考虑法律的合宪性问题。

此时，该立法对社会治安的额外促进程度，以及对一般行为自由的额外限制程度，便是作为法益衡量之前提的事实认定。此种对立法机关事实判断程序的审查，有理由成为立法事实审查的优先选择。

可见，无论是合宪性审查的基准还是不确定原则，都未必适宜成为确定自制标准的唯一规则。即便是全国人大撤销其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其程序相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而言，亦较为简略。

当相关立法被认为侵犯了基本的个人权利时，判断该立法合宪与否的基准本身也会出现一些裂变。[32] 参见注27，第1180页。

[15]但如前所述，如果将审查行政立法事实的逻辑移用于针对民主的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审查，或有不妥。不过仍有论者批评道，最高法院的此种判断方法对国会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为行政机关施加的程序上的要求，但却并未解释其合法性。《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婚姻法》中的结婚限制、《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当中的胎儿性别鉴定之限制、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农业税的措施分别涉及人身自由、婚姻自由、生育权以及平等原则，对此类基本权利的限制，通常都需要确证度较高的立法事实予以支撑。[34]法院的事实认定并不一定是仓促的，在处理那些涉及重大宪法问题的重要案件时，法院通常可以保证投入足够的时间。

合宪性审查无论如何都涉及立法者是否充分地考虑了上述因素，以及是否以‘一般合理的方式（in vertretbarer Weise）处理了其在评价方面的裁量余地。[6] [日]安西文雄：《立法事实论》，《法律家》第1037号（1994年）。

不过，这种从事实问题向法律问题的跃迁，表征了宪法规范和宪法判断的特殊之处，宪法规范的开放性和原则性决定了宪法判断的决策者难以单纯通过条文的涵摄适用，得出一项立法合宪与否的结论，而立法背后是否有事实支撑，便成为了宪法判断的关键决策因素。例如在劳工参与企业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便明示：立法者必须对可以获取的资料进行合乎事理的判断，必须穷尽其可以获得的知识来源，由此方能尽量可靠地估算其规范的预定影响，并避免与宪法相抵触，这是对立法的程序性要求。

[40] 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注1，武增书，第448页。[9]因而，系统地考察立法事实认定的原理和技术，本身便是制度发展的需要。

[42] 参见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林来梵撰写部分）。摘要:  作为代议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及地方性法规虽然有民意的支撑，但此类立法的合宪性取决于其是否有相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事实基础。《立法法》当中的这些程序性的规定，既要求立法者考量相关立法的合法性问题，也要求立法机关对相关事实问题加以妥善判断。[27]立法机关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其所得到的事实的准确性。

（二）自制技术II：程序审查优先 在由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对立法的合宪性加以审查的国家，法院还保留着另一种武器，即对立法机关判断相关社会经济事实的程序加以审查。[4]在探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农业税的措施是否可能对其他主体产生不平等，从而有违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时，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虽然不能增加所有农民的收入，却也能够通过增加大多数农民的收入进而达到预期目的，且对农业生产者经济负担的减轻程度并不足以使其在经济上远胜于非农业生产者，[5]等等。

针对立法实施合宪性审查时的自制技术包括将审查基准与不确定性原则相结合，以及程序性审查优先。但问题在于，任何立法的事实基础或许都不是那么明晰的，也甚少有立法在事实基础方面完全不存在争议。

强化性内容审查则通常适用于涉及生命、人身自由、婚姻、家庭以及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需求的事务领域的案件，涉及与民主政治具有直接关联性的基本权利案件，以及侵害到基本权利核心领域的权利限制案件。首先，虽然权力分立原则阻止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成为超级立法机关，但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托马斯大法官（Justice Thomas）在担任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所阐发的那样：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论据能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法令的合宪性部分地取决于特定事实存在与否，则法院不可审查立法机关关于事实存在的判断。